来源丨 失語者Aphas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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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于轼（1929年1月14日—），江苏镇江人，生于江苏南京，中国经济学家。本文发表于2008年。
wenge结束的时候，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？先看城里人。工人是领导阶级，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，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——42.5元，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，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。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，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，是要被割掉的。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，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。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，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，干多干少都一样，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。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，可又是极不公平的，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“剥削”了。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，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。算上“wenge”之前的几年，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。物价倒也不涨，不过供应越来越差，凭证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但就是没有货。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，都是非卖品。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。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。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: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。买这三大件都要票，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，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。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。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，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。那时生活苦，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，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。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。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，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，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。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，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。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，赔笑脸。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。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，“wenge”时大家都穿中山装。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——蓝色和灰色。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，国内才开始做西装。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。在北京，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，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，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。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。穿布拉吉（连衣裙）是资产阶级思想，大家都不敢穿。烫发就更不敢了。要烫发，需要单位开证明，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，有烫发的需要，这才可以烫发。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。穿的自由是没有的。中国人彼此监督着，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。现在大家穿西装、穿露脐裤，各种奇装异服，目不暇接，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、灰的甚至绿的。这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。现在许多人都出国，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，出国机会很多，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。可是“wenge”时谁有海外关系，就成了一项大罪名，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。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，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，没有“出身问题”的人才行。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，我头一次出国———去英国。我们3个人一个团，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，几十个人。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，比结婚都重要——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，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。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。但供应的大米、白面是有限的，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，如玉米、白薯。大米、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，现在我们都不吃的。好的大米、白面只有过年、过节才供应。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，细粮不到1／4。在副食方面，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，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（限大户，小户供应3斤）。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。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，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。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。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，只有亲戚朋友结婚，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。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，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。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。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，只有国庆节、春节会有一些。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，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，能够买到粮食，也许吃不太饱，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，房子盖得很少。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。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。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，哪来钱盖房！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，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，而房子盖得极少，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。结婚只能并铺，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。一家三代同堂，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。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。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，后来升级变成住房。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，在办公室里搭铺，铺上再加铺，充分利用空间。以天津为例，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.8平方米，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。和朋友交流思想，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。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，因为说不定他会告发你。也许他并不想告发你，但是怕你先告发他，他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，不如先下手。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。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，一点风声都不露。不过外面并不安静，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。一面是绝对的静，一面是绝对的闹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一个人不能说，最好也不要想，免得出问题。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。改革开放前，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。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。统购统销，以粮为纲，全民学大寨，口号一个接一个，政策加强再加强，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。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，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，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——徘徊了22年。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，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。粮食不能自由买卖，不能自由进出口，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，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。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，由队长记录出勤。壮劳力干重活，每干一天记10分，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，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。到了年底，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，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，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。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。差的还不到一毛钱，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。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，还要倒贴！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。经营好的队，有一些副业收入，分的钱能多一点。总之，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够买衣服、缝被子。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，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。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，想要我这条破裤子，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。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，他得以少挨一些冻。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。对农民而言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。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，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。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。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，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，施肥浇水，不遗余力。所以，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。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。多投入就能多产出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，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，产量上去了，成本降低了。粮食吃不完，连年出口。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、更好。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。要说改革好不好，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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